重庆“老屋”正在逐渐消失

春节回家，很少见到以前的“老屋”。乡村老屋大都经重建或迁建，建筑制式大都仿城市楼房，或现代或欧美风格，很少再看到“重庆民居”的老风格。即使有，大多混搭，今年春节回老家就见到吊脚楼装徽派马头墙。

城市与乡村的建筑历来是相互影响的。在农业社会，乡村建筑进城市，中国的城市建筑最早是乡村建筑的集合体，城市大宅门其实就是乡村地主的院子，堂屋成了商铺，现磁器口就有一些保留。随着城市向政治经济的外向型转变，国外建筑风格在中国城市中大量涌现，现保留的老公馆大多是重庆开埠和抗战时的产物。同时这样新奇时髦的欧美制式建筑开始向乡村输入，在重庆的一些乡村地区还能见到一些欧美老宅和教堂建筑。

建筑从乡村到城市，从国外到国内，然后再由城市到乡村，这与时代的经济主体转移一致，与主体文化的话语权转移一致。近30年来，外贸经济作为主体的国家发展模式，崇洋的文化生态下，大量欧美或古典或现代建筑形态的引入，与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相呼应，城市里的“重庆民居”大量拆除，欧式一条街、地中海、南美建筑制式成为城市建筑主体。同时，大量城市建筑范本随着城市时尚和财富标榜进入乡村，传统民居在审美转移和无财富识别下轰然倒下。建筑的殖民主义潮流在大众崇洋或所谓国际化论调下，会继续前行，或将成为未来城市和乡村建筑的风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金科中华坊、万科渝园、瑞安重庆天地、天景28阙，固执地在城市里保留下了重庆民居风格，但无大众民意和财富的呼应，没有蔚然成风，这些建筑成为了城市中的“文化装置”。

短期内浮躁的潮流没法改变，文化生态没法转向大众，城市既如此，乡村作为文化弱势区域则更难。现在看唐朝时期的建筑要到日本,看全世界的建筑到中国，看传统的中国民居到哪里?在这大挪移中，则失去了我们自己。我们对经济信心百倍，对自己的文化还缺自信。当经济和文化守望相冲突时，用敬畏保留下“重庆民居”的生活原著形态，用行政手段对文脉建筑进行倡导，在用地、规划、税收等环节进行扶持。一二百年后，当我们在研究“重庆民居”时，看到的就不完全是建筑殖民主义的符号，还能找到重庆文化的内涵。